清代、民国时期彩票浅述

 

追根寻源,彩票萌芽、演变和发展有一个漫长过程,中国彩票源于民间游戏,百姓斗鸡、斗蛐蛐,市井地摊流行的“套圈”摸奖,这种带有彩头的博彩游乐,是彩票早期萌芽的雏形。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彩票19世纪才出现,此后,随着开放通商口岸,包括彩票在内西方文化、经济进入和交流,以及清政府财政紧拮筹款和博彩丰厚利润回报,在清代末期、民国时期,彩票风行一时。当时商贸繁荣的“对外开放城市”通商口岸——上海、武汉、广州、大连等彩票销售店成行成市,登报促销甚多,彩票卖得十分火爆。那时的报刊记述了彩市的盛况:博彩地方“但见往返者如鱼贯、如蚁阵……人如堵墙,约有万数之多”;“立谈偶语者,买彩票之事也”;“凡彩票之店,装饰华丽,颇动人目”。如图,在一张有彩票内容蛋清老相片中再现了当时彩市的情景。据照片背面英文介绍,相片摄于上海闹市区,两层店铺,招牌林立,“锦成楼”、“广发彩票”、“三彩声明”招牌、商号醒目显眼,大街中央站着一位穿制服、叉着腰的警察,一脸神气。两家彩票店并排相邻,门前人来人往,大街上车水马龙,彩票店内客人进进出出,生意红火。民国奖券之多,形形色色,全国20多个行省无省不办,洋彩、官彩、私彩争相促销,买彩者甚众,购彩成了当时国民生活常态。下面以传世实票为据,观史说彩,以彩证史,追寻彩票的前世今生。

民国时期武汉商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上海闹市区彩票成行成市

清朝时期

1、“闱姓”榜花。清朝道光年间,广东、澳门流行一种“闱姓”博彩游戏(“闱”,春秋时称考场)。这是广东人刘学询发行的榜花赌博。刘学询在京试中考上进士,成了候补道台,但是个闲职,得不到朝廷重用。有才就任性,刘决意弃官从商,下海创业,立志自创一番事业。刘学询进士出身,头脑灵光,他看中一本万利的博彩业,以竞标方式获得发行彩票经营权,他以自己熟悉的“会试”做生意,用考场赚钱,办“闱姓”赌博。“闱姓”是一种博彩游戏,发彩者在每次科举考试前,将应试者的姓名写在票上,以考生实力大小定价出售,由购买者自选猜填有实力、有可能中榜的人。揭榜后,发行方对照状元、榜眼、探花等中榜者的“姓名”,对榜兑奖,按竞猜中多少依次入奖,分别可得一、二、三等不同奖次。这是中国最早最原始的闱姓赌榜博彩游戏。

广东全省恩文乡科(澳门占元)  广东全省恩文乡科(澳门名成利)

“闱姓”是以科试中榜姓名为竞猜对象,表面上公道、公平,一时间吸引众人纷纷购买。刘学询生意越做越大,在广州开办博彩公司闱厂,坐庄收票,生意红火,积累了巨大财富,成了当时地地道道的赌王。被人称作“刘三国”,即“文可华国、富可敌国、妾可倾国”。从待业进士一跃成为广东名绅。刘交结权贵,清廷授以刘学询为二品知府衔道员,传闻曾代表慈禧太后访日晋见天皇,势倾一时。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在《革命逸史》一书中说:“时粤垣有一种官督商办之公开赌博,号闱姓者,每届科举者以报考士子之姓氏为赌,政府度支及试官私囊均恃为收入之大宗,刘包办闱姓多年,其金钱势力以左右士子之成败,及官吏之进退,典试者莫不仰其鼻息”。可见,“闱姓”赌博得到官府支持,政府和考试官开支都依靠闱姓资助,两者互为利用,是利益共同体。闱姓赌榜甚至影响到科举考试结果,光绪举人徐珂记有:“姓僻者,则且代之作文,通关节,使之必中而后已。粤民本嗜赌,此尤风行,无富贵贫贱,辄相率为之,士绅亦于其中分肥,官不之禁”。由此见到,赌博势力通天,考场大小官吏都被收买,士绅借考场谋利,监考人员放任作假,枪手代考、夹带等作弊行为时有发生。“闱姓”博彩已改变了清政府用科试来选拔人才的本意,真正德才兼备人才应试落弟。两广总督张树声奏请朝廷禁赌,此后,有志之士多次倡议严禁赌博,但彩商获利丰厚,屡禁不绝,地方官府只眼开只眼闭,视彩票为筹款唯一良法,博彩屡禁屡放,直至光绪31年废科举,闱姓博彩随之消亡。

“闱姓”票亦流行于澳门。民间有句老话:北京衙门多,上海洋行多,广州店铺多,澳门赌场多。这句老话点出了这几个城市的特点,澳门就是一座赌城。自清末以来,特别是民国初年,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中曾明令禁止彩票赌博,赌商为逃避内陆禁赌打击,将赌场迁至租界澳门,同时,赌博丰厚回报吸引众多博彩商投资,各路彩商纷纷进军澳门,为争夺客源,赌场各出奇招,各种赌法、新式玩法奇多奇新,除早期“闱姓”榜花外,有跑狗、白鸽票、色仔、买大买小、老虎机、百家乐、21点、时时赏等等。到19世纪末,澳门彩票“销路愈广,票不敷售”。澳门赌业成行成市,闹市有赌场,陋巷有赌档,龙其是老街老巷、成熟社区,走不出三四百米,便会闪出一间赌场来,而且差不多都座无虚席,赌客满棚,生意好得不敢让人相信。澳门聚赌愈盛,彩市规模迅速做大,经过百年积淀,才有澳门今日世界赌城的风采。

澳门南华赛狗游艺有限公司得胜彩票

2、吕宋票。吕宋票其实是“舶来货”。吕宋是菲律宾最大的岛屿,航运发达,商贸繁荣,是菲律宾政治和经济中心。1565年,西班牙侵占菲律宾,建立殖民统治,在菲律宾发行彩票。当时洋人在上海、南京、武汉等地开办洋行,代理专销彩票,公开销售吕宋票。吕宋票在菲律宾发行和开奖,兑奖则在各地代办处。由于玩法简单,兑奖方便,信誉好,吸引大批中国人购买。

清代吴趼人著作的谴责小说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》,在第6回“彻底寻根表明骗子,穷形极相画出旗人”中,有一段关于吕宋票的描述,原文是:“去年年下的时候,他到上海去,买了一张吕宋彩票回来,被他店里的掌柜、伙计们见了,要他分半张,他答应了,当即裁下半张来。这半张是五条,那掌柜的要了三条,余下二条,是各小伙计们公派了。当下银票交割清楚。过得几天,电报到了,居然叫他中了头彩,自然是大家喜欢。到上海去取了六万块洋钱回来:掌柜的三条是一万八,其余万二,是众伙计分”。从这段文字得知,吕宋彩票整版10条,半版为5条,可以分条买,方便、随意。奖金高,头奖6万洋银,并且兑奖及时,手续简单,恪守信誉,即兑即现。上海、菲律宾两地相隔大洋,相距千里,却传递快捷,靠的是电线通信。流传下来的一些诗文,也客观地记录了当时吕宋票在中国销售的情况:“天地原是大骗场,生财海上出奇方。欲从万里赢头彩,买票争投别发行。”清朝光绪诗人李默庵在《申江杂咏-吕宋票》一诗中,是这样描述了当时上海吕宋彩票销售的盛况。《淞滨竹枝词》亦云:“吕宋彩票也称行,额号加增十万张。一月一开三大彩,几人得失总难偿。”可见,吕宋票非常好卖,一日开彩一次,还时不时要加销吕宋票才能满足彩市需求。吕宋彩票已深入到百姓日常生活当中,无论是小工小贩,还是有钱人,一有机会就买上几张,凑个热闹,期盼发个横财,买彩票成为当时国人生活中一部分。吕宋彩票在中国风行50年,大量白银也源源不断流出国门。

吕宋彩票光绪18年9月

吕宋彩票双联光绪20年10月

2014年,有百年历史“万利彩票行”招牌横扁神秘面世,即被“江苏五环彩票博物馆”永久珍藏。“万利彩票行”是当时洋行代理销售吕宋票彩商中最有影响、最有实力的一间,这块斑驳沧桑扁额见证了吕宋彩票在中国的兴衰。

3、江南票。开启了本土彩票公开经营、募资赈灾新路。1899年,淮河一带大饥荒,官府无力救灾,广东商人庞乃鋆借鉴吕宋彩票形式以“义赈”为名,筹赈施救灾民,呈请设立广济公司,发行江南义赈彩票。得到开明务实两江总督刘坤一准许,刘是改革派,主张“仿照西洋新法”,以开放态度接受新生事物,允许其专利六年,每年报效若干银两,用于救济和慈善用途。广济公司为了招揽彩票生意,在报刊刊登广告:“为淮徐海灾筹赈,本公司奉宪谕开筹赈彩票,得彩等第、彩金列明票上,以昭信实”。江南票第一期于1899年发行,每月一期,全年共十二期。首期发行1万张,每张售价5元,全年销售60万元。1900年,广济公司更名“南洋公司”,继续专营。1905年,江南票停办。原因一是“六年之期已满,业奉宪谕停止”;二是江南票独占彩市,“专利营私,漠视地方义举”、“种种盘剥,渐滋流弊”。江南票为利而兴,商人重利忘义引发当局不满,最终得不到续约经营。

从传世遗存下来江南实票看,江南票设计颇有地方乡土味道:票面上部建筑群高悬“帅”字大旗,左书“钦差南洋通商大臣”,右书“钦命两江总督部堂”,票四边框饰双龙戏珠、祥云。整张票制作精美,且有中国风。江南票发行,在我国彩票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:一是它通过“商办民捐”,募集资金,集聚社会力量,助赈行善,首创彩票慈善新做法;二是六年专营,定期发行,定量印制,固定奖项,打着“奉谕”旗号,公开发行,彩票发行具有政府公信、规模和周期性,一改先前彩票发行零散、临时、投机和随意性,是第一张“官督商办”的本土彩票。

江南彩票

4、奏办湖北签捐彩票。这是中国近代正式由地方政府发行的官方彩票,从此拉开了政府发行彩票的序幕。

1901年,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,赔偿白银4.5亿两,分39年还清,本息合计赔款白银9.8亿两,并以海关税、常关税、盐税作担保。清政府将巨额赔款分摊到全国各省筹集,面对财政拮据窘局,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901年上奏清政府批准,开始推行增加税赋措施应对,在“盐斤加厘税”、“加抽土药(鸦片)税”上,次年,又在湖北各地强力推行“开办房产、铺捐”和“签捐”等。所谓签捐,即以发行彩票的形式筹集款项。清朝《德录》卷记有御史徐堉上奏:其中有关彩票政论原文是:“各省彩票零星分办,无裨要需,拟请将原奏所拟章程,咨行沿江沿海各督抚,体察情形,将如何归总办法,通筹会商,奏明核办”。御史徐堉主张开放彩票,重点放在沿江沿海各省。同年12月,张之洞顺势奏请发行彩票,获准试办签捐。张之洞成立签捐所,派人专门负责管理签捐业务,制定发行章程和管理办法,监督发行。如图:双联“奏办湖北签捐彩票”,竖式设计,发行时间为宣统元年(1909),为第95期第1、2条。原整版票为10条,总售价银6元,每条银6角。票面上部印有规模宏大的武备学堂。中部印有“奏办湖北签捐彩票”、号码“27077”、银“0.60”;下部为兑奖规则及英文对照说明。票面四边饰以蛟龙出海戏珠图。票背面有“奏办湖北签捐票中彩银数开列于下”,其中写明:头彩一张,银元5万元。以及英文对照说明,并加盖“湖北益利源”商号蓝印。整幅票有名称、印鉴、号码、面值、发行量、开奖时间、兑奖规则、销售商号,具备了彩票最基本的信息要素。“奏办湖北签捐彩票”具有代表性,是清代彩票的缩影,是中国彩票走向标准化、规范化的标志。

奏办湖北签捐彩票

5、奏办四川彩票。“蜀道难,难于上青天。”四川地处内陆,交通不便,信息不灵,彩票出现时间较晚。

光绪末年,四川总督锡良推行新政,仿照湖北及江南诸省发行彩票的做法,奏请朝廷开办彩票。好事多磨,过程颇经波折,呈请多次仍未获批,四川当局打擦边球,边奏请边筹备开张。直至1905年,光绪皇帝才恩准。四川发行彩票虽然晚于沿海各省,但准备充分,彩票管理和运作规范完备。四川官府成立“四川彩票总公司”,后更名“票捐局”,总局设在成都,官府派员负责运营和监管。下设收支所、票管所、售票所、兑奖所等七个机构,在各州县设立彩票分公司,全力推进彩票发行,并制定四川第一部《四川彩票章程》。章程共二十条,原则是“官办商销,售买听民”。采取彩商经营、市场运作、自由买卖营销办法。但实际上四川当局为维护地方利益,官府充当“保护伞”,严禁在省内售卖其他彩票,官府从中抽利分成。四川彩票于1906年开卖第一期,以后每月一期,整版售价5元,每版10张。如图:“奏办四川彩票”整版票,共10条。票号14990号,宣统三年(1911)九月二十二日开彩,票面上部用篆体、下部用行书,上下部都印有“奏办四川票捐总局印造”的字样。四川彩票由红、蓝、黑、灰4色构成,用材为当年新闻纸,系多版套色石印,制作精美,防伪性能好。彩票公司不直接对外卖票,而是让利批发给票店经销。有些商号看到商机,一些盐商、米店、布店、杂货铺纷纷“挂单”经营彩票业务。四川彩票回报率高,中奖面大,加上奖金高,头彩25000元,若中头奖,奖金巨大,中奖者一夜之间就变身为“百万富翁”。在当时,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为4至6元,店员3至5元,2万多银元是普通百姓一生难以赚到的财富,巨大的金钱诱惑引发人们热情购买。奏办四川彩票另有蓝色版式,但整版票极少。

奏办四川彩票整版票

奏办四川彩票

此外,1895年,《马关条约》把台湾割让给日本,日本在台湾也发行了彩票。晚清后期,一些大公司、有实力的商号亦发行各类购物有奖的商业促销彩票。民间社团、彩票庄发行发财票、白鸽票、状元会、英商胜隆公司彩票、兴文教育彩票等等。也有一些不具备资质,甚至连最基本的彩票发行固定场所也没有,打一枪换一个地方,打着彩票公司名义,在一定范围发行“山寨版”的小彩票。洋人利炮打开清朝闭关锁国,西方工业文明进入,沿江沿海开埠通商,博彩赢钱深入人心,一夜暴富逐利风行,成就了清朝彩票业曾经的辉煌。

民国时期

中央政府发行的彩票

1、航空公路建设奖券。1932年1月28日,日军大举进犯上海,淞沪事变爆发。日本出动坦克、轰炸机进攻上海,驻守上海19路军奋起抵抗,但国民政府国防力量薄弱,基本没有对空作战和防空能力,丧失空中战斗主动权,守军被动挨打,只能以血肉之躯,冒着日机狂炸滥轰,激战35天,拼死战斗,付出惨重代价,我军死伤近15000人,各类建筑物19000多座被炸。残酷现实惊醒国人,激起了中华民族“航空救国”的热情和决心。国民政府决定通过发行彩票,募集航空建设资金,成立“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办事处”。1933年5月,首次发行《航空公路建设奖券》,该奖券印制精美,竖式设计。票首印有“国民政府航空公路建设奖券”字样,下面为宝塔、建筑群、高山、飞翔中的飞机和奔驰在路上的汽车组图,中间印有红色号码,下部为发行公告:列明发行量、开彩时间、奖项以及奖券办事处负责人的签章。其中壹等奖壹个,奖金50万元。票背面亦是飞机、汽车图及英文对照说明。奖券初期发行30万号,每号售银10元,一号十条,每条售银1元。随着国人“航空救国”热情高涨,奖券从第10期增发至50万号,其中40%彩金即每期募资200万元用作航空建设专项资金,人们称该券为“救国奖券”。

航空公路建设奖券

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海报

2、黄河水灾救济奖券。1933年夏秋之交,黄河中下游水灾,黄河大堤多处决口,河南、河北、山东三省40多个县受灾,淹死不少百姓,300多万人流离失所,灾民无衣无食,无家可归。水灾发生后,国民政府成立“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”,并拨款赈灾。山东、河南、河北也成立“黄河赈灾委员会”,开展政府大规模救灾活动。但由于灾害范围广、灾情重、灾民多,政府财力有限,抗灾、安置、复产需要大量资金。灾情严峻,国民政府面向全国发行“黄河水灾救济奖券”募集资金。该奖券制作精美,首次在券面花边上采用防伪标识,券正面印有“住在树上的灾民”、“房屋在水中央”等水灾大图,格外夺目。该奖券每期发行20万张,每张1元,开奖为摇号对号,头奖2名,各奖2万元。

黄河水灾救济奖券

3、国民政府财政部有奖公债。192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成立,政府为对付当时财政赤字,满足反共内战庞大军费开支,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有过留洋经历,务实开明,办事西化,借鉴西方经验,发行有奖公债弥补财政不足。当公债与货币挂钩,就正如马克思在论资本说过:公债“像挥动魔枝一样”,使不会钱生钱的货币就有了超强的生殖力,成为资金积累“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”。公债是以国家信用担保,再加上“有奖”,购买公债者到期拿回本息,又可抽奖,中奖的购买人可获得高于利息多倍的奖金,用高回报手法吸引人们购买。公债发行,特别是面向海外融资的债券,对保证和提高中央银行钞券的信用,利用海外资金,促进政府财政好转起了重要作用,对此,后人对宋子文发行公债多作正面评价。从实票看,国民政府财政部有奖公债有三个版式:一是票面桔红色,“国民政府财政部第二次有奖公债”字体拱形排列,背面浅绿券;二是票面上部正中印有孙中山像,两边插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旗浅蓝劵,背面浅红;三是票面上部正中配孙中山像,两边为建筑群和工厂图,浅紫色券,背面青绿。三个版都是5元券,票名为“国民政府财政部有奖公债”,又细分“第二次、第三次”。其内容,版式大致相同。另有一种竖式设计,名为“国民政府财政部第二次有奖公债”,面值1元。票面说明:“此票乃将5元票改分为5则,每则1元,其抽签中奖还本办法与5元票同。即同中同分,每则所得奖金及票本照5元票五分之一算”。

国民政府财政部有奖公债

4、中储会奖券。中央储蓄会是旧中国中央信托局的附属机构。为应对抗日战争紧急需要,特别是国民政府向外订购武器、军需物资时,需要对外办理机构和签订合同事宜,同时国内生产的茶叶、丝织品、瓷器、烟酒等土特产输出换取外汇,亦要有代理机构。中央政府于1935年10月1日成立中央信托局。所需资金全部由中央银行拨充,资本总额国币一千万元。信托局理事长是孔祥熙,总局设在上海,下设购料处、易货处、信托处、储蓄处、人事保险等12个部门。1936年,因业务扩大和需要,中央信托局拨付资金,成立中央储蓄会,总会在上海,抗战时总会迁往重庆,1945年抗战甠利后中储会停止经营。全国各地设立分会及代理处,主要经营按月抽签付奖的有奖储蓄。如图:中储会弍千元券,票面上印有:兹由上开储户认定全会1份,自愿自民国三十三年(1944年)十一月份起,依照本会储蓄章程之规定,于每月十四日前缴纳国币弍拾元,至缴足弍千元为止。本会单自发给日起,至届满十五年之期内,由本会依照前项章程之规定,按月列入抽签,如在该期内逐次所得彩金总额未满票面金额时,即由本会于期满时照章发还储本弍千元并加给红利。

中央储蓄会奖券

地方政府发行的彩票

1、植棉奖券。中国是个古老的文明国度,自耕农阶段尤其漫长,《乐府诗集》咏有: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;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。穿衣吃饭问题,历来被执政当局关注。悠悠千年前,管仲提出“养桑麻,育六畜,则民富”主张,孟子也构画了一个田宅、农桑、禽畜相结合的自给自足小农家庭经济蓝图:“五亩之宅,树之以桑,五十者可以衣帛矣;百亩之田勿夺其时,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”。清代直隶总督方观承在乾隆三十年(1765年)将绘有棉花生产的“布种、灌溉、耕畦、摘尖、采棉、纺线、织布、练染”等十六幅工笔绘画和配有文字说明和诗文的《棉花图》呈送给当朝皇帝。乾隆阅后大喜,并在图册上御笔配上诗文。如乾隆在灌溉图题诗:“土厚由来产物良,却艰治水异南方,辘轳汲井分畦溉,嗟我农民总是忙。”可见历代对农耕十分看重,对棉花生产尤为重视。

为鼓励农民多种棉,邯郸地区棉业委员会在1943年初发行植棉奖券。票正面印有棉花图案,注明“民国32年春季开奖”,并强调“中奖时以此券兑取得奖金,但因污染或损伤致难鉴别其真伪号数时,均作为无效”。票背面有文字说明:奖券为奖励农民种棉,种棉一亩奖一条,种五亩奖一张。一万张为一组,每组头等奖一名,奖金1000元;二等奖5名,奖金100元;三等奖50名,奖金10元。

目前搜集到植棉奖券大都是河南、河北、天津一带发行的,这并非偶然。当时直隶(今河北)滹河流域一带是我国重要产棉地区,这里土地肥沃,气候适宜棉花生长,重要是棉农在长期的棉花种植上掌握一整套种棉生产技术。比如,《棉花图》中指出,棉花布种要整地保湿、种子要“沃以沸汤”处理,播种要“种欲深,复土欲实”的生产技巧;打尖“要使茎枝垂四面,得分雨露自中央”的剪条要领。由此可知,河南、河北两地棉花生产技术已十分成熟和科学,是当时产棉大区。

植棉奖券奖金不多,中奖机会更少,当局发行植棉奖券意在给棉农种棉一种鼓励和肯定,促进棉业发展。植棉奖券还有“天津版”、“河南版”、“保定版”等。版式和内容跟“邯郸版”相当,但存世都不多。

邯郸版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天津版

河南版

2、航空救国第二期有奖义券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,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,全国“航空救国”呼声高涨。蒋介石也极力加强空防建设,他在1934年4月2日南京航空教导总队开学典礼演讲时说:“航空救国,乃吾人至高无上、至大无限之革命责任与革命事业”。广东各界也踊跃参与航空救国活动。广东省政府在民国22年(1933)发行航空救国第二期有奖义券,群众热情购买。该义券发行,政府非常重视,票面上印有当时广东地区主要官员姓名。券面列有: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堂、广东省财政厅特派员区芳浦、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、空军司令黄光锐、广州市商会主席胡颂棠。票上说明:“巩固空防起见,呈准西南政务委员会备案,由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、广东财政厅特派员公署、广州市商会负责继续发行航空救国有奖义券”。

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,原本作为休闲娱乐的彩票,凝聚成一股救国力量,抗日战争期间,全国各地一些爱国社团纷纷发行奖券,囯人踊跃购买,集聚资金,支持抗日前线。

云南民众救囯会救国奖券           曲周县抗日救亡奖券

1941年秋,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发起“一元献机”运动。号召“全国各界的同胞们起来,让我们大家手擎一元钱,向攻势空军建设的途上大进军”。献机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热烈响应,一人一元地捐,一县一机地捐,“小学生号”、“缅甸华侨号”、“海康号”等各种形式捐款命名飞机投入到抗日救国战斗中。据《全国航空建设会经收飞机捐款手册》中介绍,当时一架飞机平均价格约为12万元,单广州及北平市两地共计捐献42架飞机。如图“广东军民华侨献机命名典礼大会”和航空救国第二期有奖义券:大会场面热烈,盛况空前;有奖义券上则有少见的重要官员签名,一笔一划,字字凝重。献机命名、奖券签名目的都是唤起民众保家卫国、航空救国的爱国情怀。

广东军民华侨献机命名典礼大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航空救国第二期有奖义券

3、郑州急赈水灾有奖券。民国20年(1931),郑州急赈水灾委员会发行郑州急赈水灾有奖券,额设2000张,每张洋银5元,一张10条,每条洋银5角。票面正中大字写有:购后定期在郑州开奖,请各界临场监视,以昭公信。票背面说明:为救济本年全国水灾灾民,经郑州地方机关团体协议,制券一次,认购集款赈灾,并不发行推销,本券额定2000张,共合洋银1万元。以3成作奖,7成助赈。头奖壹张,独得洋银五佰元,二至五等奖每奖级递减一佰元,一个月内兑奖。该券有別于一般水灾奖券,发行小,不对外售卖,为定向认购筹款赈灾奖券。

郑州急赈水灾有奖券

4、河南救济豫省灾黎有奖副券。河南救济奖券总局在民国9年(1920)发行该券,额设4万张,每张售银2元,一张分10条,每条售银2角。票面介绍:“本券为救济灾民起见,购券诸君不惟得利,更可施德,诚一举两得也”。开奖之日,邀请各界监视。票背面列有:河南救济有奖副券给奖等次数目。此券中奖面大,中奖机会多。设奖多样、灵活、有趣,他人中奖,自己也有可能跟着沾喜,令人诸多期待。奖项奖金计有:头奖1张,奖金洋银2万元、二奖1张,奖金3000元、三奖1张,奖金2000元、四奖3张,奖金各得500元、五奖3张,奖金各得300元。另从头奖至五等奖,奖券上下附各奖1张,分别奖洋银100元、50元、30元、20元、10元。另凡与自头奖至五等奖末尾两位数字相同的奖券各奖洋银5元。

河南救济豫省灾黎有奖副券

水灾是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,几乎每年都有发生。每逢大灾之年,百姓颠沛失所,衣不蔽体,食不果腹。《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》中记有:大灾过后,“其时被水居民,仍为拮据,即使附近豫省灾黎中之少壮者,可以赴工力作,藉资糊口,其老弱妇女,冬春之际,口食维艰”。从实录中看到,水灾后,百姓生活水深火热,即便是年轻力壮者,亦难饭饱。发行救灾奖券成了当时政府应对灾害惯用手段,也是国民政府发行最多最主要的彩票品种。从上面几张水灾奖券特点看,水灾奖券较为规范。“游戏”规则定得比较严密、公正,返奖率和奖级比较合理,开奖过程监督比较健全,得奖信息公布公开、完整,募资赈灾及时有效,奖券公益要义彰显到位。这些或许对当今彩票发行和管理起到一个借鉴作用。

民国时期水患及灾民

5、中华民国广东全省地方劝业有奖公债。民国初年,广东政局跌宕。1911年10月10日,武昌起义爆发,长江以南各省响应。11月9日,广东省正式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,成立中华民国粤省军政府。各界推举胡汉民为大都督,廖仲恺任广东省政府总参议,兼任财政司长。新政府成立之初,由于前清官员监守自盗,把省金库现银分光抢光,卷款外逃。政府面临无米之炊,财政无钱可用,都督胡汉民一度向港商借款度日。为筹措财政经费,新政府推出新货币,发行公债。该公债成系列,分2元、5元、10元券三种。制作大气、精致,图案纹饰繁杂多变,防伪性高。如图,2元版券,上部分印有“中华民国广东全省地方劝业有奖公债”券名和“2元”字样,以及债券发行规则说明和号码,其中列有“一等奖一号,叁万元”。落款有都督胡汉民、财政司长廖仲恺,并盖上两人印章。票下部分附有8联息票,注明“此票取息后即注销”。

广东全省地方劝业有奖公债

伪政府发行的彩票

1、厦门劝业奖券。厦门位于福建东南沿海,地理位置优越,区域内有深水良港。鸦片战争后,被辟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,成为直接对外开放和贸易的商港。厦门工商业发达,物流、人流、资金流交汇频繁,洋行、典当行、钱庄林立。商业繁荣,市井行人杂踏,车马喧嚣,酒楼茶铺鳞次栉比,金融商贸活动活跃。1938年5月厦门沦陷,日本侵略者实行殖民统治,成立伪“厦门治安维持会”。日本为长期掠夺占领区资源,在政治上以华制华,经济上以战养战。1940年2月16曰,日伪政府出资80万元授意殷雪辅等人组建厦门劝业银行,并发行纸币。为筹措资金,发行厦门劝业奖券。共发行14期,其中前10期每2个月发行一期,每枚为洋银2角,后4期为一季度发行一期,每枚洋银5角。从1940年5月开始到最后一期1942年12月结束。

第二期

第玖期整版

2、特种公益奖券。华北政务委员会是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机构,1940年3月,在日本侵略军操纵下成立,由汪伪华北临时政府改称而来。负责处理河北、山东、山西3省和北平、天津、青岛3市日占区政务,承担防共、治安管理、经济发展的任务,是日本傀儡政权。为控制占领辖区经济和掠夺资源,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经济总署公益奖券办事处,并发行特种公益奖券,打着“公益”旗号,吸引民众购买。该系列奖券制作精致,图案多变,面值有1元、5元、10元券等多种,券四边配饰复杂花纹,防伪性较高,票背面印有“特种公益奖券发行额数及兑奖办法”,共九条。另1元、2元、5元等版式奖券,票名改称为“公益奖券”。

公益奖券44期甲乙丙三种

公益奖券45期甲乙丁三种

公益奖券与特种公益奖券

3、邮政储金票。蒙古自治邦政府是在日本侵略者策动下,在今内蒙古中部地区(当时中华民国的察哈尔和绥远省等地)操纵成立的傀儡政权,1941年“蒙古自治邦”正式命名,别称蒙古国。首都在张家口,使用成吉思汗纪年,1945年9月蒙疆政府垮台。

为加紧对内蒙地区掠夺,伪政府提出“粮食就是子弹”、“羊毛就是火药”、“人力就是武力”所谓生产三大原则。设立“蒙疆银行”,发行货币。伪政府交通部在成纪七三九年八月(1945年8月)为纪念政府成立五周年时,发行邮政储金票。面值蒙币2元,票面分左右两联,左联有“蒙古自治邦政府交通部邮政储金票”、面值、有效期等文字;右联印有“抽签票”、组别期数、开奖时间、号码等,两联之间盖有“政府成立五周年纪念”蒙汉文菱形印章。票背面印有领款证书、金额、付款单位及中文日文说明等。期间,伪政府在1940年至1943年还发行蒙古联合自治政府“福利奖券”。

邮政储金票

4、福民奖券。1931年9.18事变后,日本占领东北三省,在新京(今吉林长春市)日本侵略者扶植建立了满洲国伪政权,溥仪随后称皇帝,年号“康德”。日本军部及其伪政府疯狂掠夺东北地区矿产、林木、粮食等资源,对普通百姓通过发行军票、债券、彩票形式盘剥。

伪满洲时期,制定《彩票条例实施细则》,其中现定:一、二、三等奖的得主在领彩金时,必须用20%奖金购买伪满有奖储蓄债券。伪满当局视幸运儿为肥肉,不忘再次盘剥。满洲国发行彩票多,其中福民奖券和裕民奖券发行量最大。福民奖券于1934年(康德元年)3月起,发行第一回,每月15日发行。1939年(康德6年)5月,开始发行裕民彩票,取代原福民彩票,两者的样式、内容基本相同。不同的是在奖券说明,在原“以本奖券所得剩余金充作救疗施设费”基础上,又加一条,用作“灾害救济费或社会事业费”。同时,将福民奖券原6组增发至9组奖券。即裕民彩票共发行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9个系列。如图:康德九年(1942),裕民彩票第43回辛券。此券边框修饰很有特式,是用10个“喜”字来装饰。1942年,是伪满建国十年,发行此券有大喜和纪念之意。裕民彩票共发行77回,最后一期开彩日是康德12年(1945年)8月15日。这一天,恰好是日本天皇裕仁广播《停战诏书》,宣布接受《波茨坦公吿》,无条件投降。历史就以彩票开奖方式,如此滑稽地终结了满洲伪政府彩票发行的历史。

福民奖券与裕民奖券

日伪政府在中国及日本在东南亚占领区发行货币、债券和彩票种类很多。企图依靠军事力量推行政治和经济扩张,通过在占领区实施货币、财税和金融统制,采取竭泽而渔的掠夺方式,妄图建立以日元为中心的区域性、排他性金融体系,以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。通过接收殖民地当地银行,或成立金融、经济部门,发行大面值的纸币、军券和彩票,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掠夺东南亚各地财富。如:第20回有奖满洲储蓄债券、奖金附福券、兴农增产有奖储金证书、还有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时,日本劝业银行发行的奖券。比如:昭和19年9月,大日本帝国政府战时邮便貯金切手(抽签票)、昭和19年11月福券、战时报国抽签券等等。

满洲储蓄债券第20回有奖奖金附福券

兴农增产有奖储金证书战时报国债券抽签附票

民国时期,彩票发行规模逐渐扩大,彩票多如牛毛。如有:湖北筹募工赈有奖债劵、浙江协济绍萧塘工有奖义券、鲁省救济券、新疆建设公债、上海慈善救济券、鼠彩票、壮丁有奖义券、监狱公益券、广东台山屋奖券、广东仁义救济会奖券、江门市新会津津梅奖券等等名目繁多、稀奇古怪的彩票。由于国民政府对彩票管理不善,发行过多过滥,产生了诸多社会弊端。1949年9月,溃逃到广东国军白崇禧部,为筹措军饷,在广州由“粤穗各界劳军运动委员会”发行了两期“劳军奖券”。随着解放战争全面胜利,劳军彩票成了民国时期彩票的绝唱。

 慈善救济券  橄榄牙膏有奖券  平邑新家江彩票  广东仁义救济会奖券

劳军奖券

(余美攀撰文)

 

2016.10.25 - 文章来源:彩工网 - 编辑:李文辉

      行业要闻
      专家推荐
      相关文章